辽宁省大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大连市危险化学品充装安全管理规定》的通知

大安监发〔2008〕122号





各区市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各相关企业：

为加强对危险化学品充装的安全监管，防止和减少危险化学品在充装环节出现或引发的安全生产事故，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和相关标准，现制定《大连市危险化学品充装安全管理规定》，并印发给你们，请各区市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相关单位贯彻执行。



大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大连市危险化学品充装安全管理规定



第一条 充装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安全责任制等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充装岗位的安全操作规程。

第二条 充装单位应对相关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取得相关部门的资格证，持证上岗。

第三条 充装单位应严格核查运输单位的安全资质；严格核查罐体、车辆资格及其证件与实物的一致性；严格核查相关危险化学品运输证、准购证等相关证件；严格核查充装车辆的司机、押运员的资格证件。禁止对缺少相关证件及不具备一致性的容器（车辆）进行充装（装运）。

第四条 充装单位应严格执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气瓶安全监察规程》和《气瓶安全监察规定》等相关安全管理规定。

第五条 充装前，充装单位应对罐体、阀门及附件（安全阀，压力表，液位计等）的灵敏度、可靠性进行检查，气体充装应确认罐（瓶）体内留有规定的余压，如无余压须进行置换、抽真空等技术处理，并经分析合格后方可充装。

第六条 充装单位应保证充装设备和被充装容器之间的连接管线、接头的材质、强度符合工艺要求，连接安全有效；应保证充装系统的电气设备、设施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应保证流量计、液位计、称重衡称等计量装置显示清晰准确；应设置充装的紧急切断装置，并保证完好适用；在充装易燃易爆气体或液体时，在防爆区域内应使用防爆工具和防爆通讯器材；应保证现场的灭火设施设备齐备、完好。

第七条 充装单位应保证所充装的危险化学品质量符合相关标准；充装单位应有齐全的原始充装记录，并妥善保管，保存时间不应少于一年；充装单位相关人员应严格核对充装容器和应充装物质的名称、数量，严格执行计量和复秤制度。

第八条 严禁超过容器规定的充装量或超压充装；严禁超过运输车辆的核定载量充装（装运）；严禁在无可靠安全措施情况下，处理容器（气瓶）内的残液；严禁随意改变容器颜色标识，擅自更换或改装罐体，擅自改变容器用途。

第九条 充装单位在充装易燃易爆气体或液体时，要采取技术和管理措施，全面控制因充装速度、进料方式、静止时间、气候等原因产生的静电积累，采取切实措施，防止因车辆、人员、设备静电引发安全生产事故。

第十条 充装单位在雷雨天气等不安全气象环境和周边存在不安全因素情况下，应立即停止作业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

第十一条 充装人员应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相关安全规章制度。充装单位作业人员应坚守岗位，密切观察进料状况，作业时应遵守劳动纪律，文明装卸。

第十二条 充装单位应针对不同的充装物质和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配备（置）相关适用的应急抢险设施设备，制定有针对性的预案，并按规定时间进行应急演练。

第十三条 充装易燃易爆气体或液体车辆应配置适用的阻火器；充装车辆的车载消防器材应齐备、完好；警示标志灯、牌应符合相关规定，GPS能够正常使用；运输剧毒品车辆，应配备相应的应急处置工具、防护服和自给式正压呼吸器等防护用品，押运人员应能熟练使用。禁止对缺少相关设施设备的容器（车辆）进行充装（装运）作业。

第十四条 在充装现场，充装车辆在熄火后应刹紧制动器，在有坡度的场地应采取防止溜车措施，装卸过程司机不得离开现场。

第十五条 充装单位应提供产品的《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对相关运输、经营、储存、使用单位的安全管理状况进行了解、走访，并对其运输、经营、储存、使用环节的安全技术问题予以培训、指导、服务。


城市社区公力救济的匮乏

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就是，公力救济取代了私力救济成为了人们权利救济的主要手段。在城市社区更是如此，人们已经习惯于寻求公力救济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权利。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在社区纠纷矛盾方面，很多人却失望地发现寻求公权力并不能保障自己的权利。这一现象可称之为城市社区公力救济手段的匮乏。让我们先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上海市北京路某弄的张某（女性，50多岁）与邻居倪某（男性，40多岁）因使用公用部位在厨房发生激烈争吵，倪某出拳击打张某，张某遂即拔打“110”报警，警察到场时打架已结束，看到现场仅有他们二人，张某确实受伤，但倪某不承认是自己的打的，纠纷发生过程中也没有其他人目击。警察给张某开出验伤单，张某去验伤其结果构不成轻伤，但医治费花去600多元。张某要求对方赔付，对方拒不承担责任；找派出所，警察认为没有证据能认定是倪某所打，无法处理，让其找街道调解；调解要双方自愿，倪某拒绝参加，遂调解不成；到法院咨询起诉，法官认为现有证据难以认定对方责任，打官司也没用。张某不仅白白挨打，而且医药费也得不到赔偿，非常地不满和愤恨。
类似这样的案件并不是特例，社区内常有发生，受害人寻求公力救济的结果，通常是找了所有能找的部门，最终问题也不能解决，最后要么选择忍气吞声，要么选择以暴制暴，发生更激烈的冲突。当事人最后把怨恨都迁怒到政府头上，经常说“只有打死打伤了人，你们才管呀！”事情也确实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据有关部门统计，民转刑案件占了刑事案件的一大部分。城市社区公力救济真的匮乏吗？
让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目前城市公力救济的情况，对现代城市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做一个实证的逻辑分析，或许能回答这个问题。按一般法理，公力救济可分为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司法救济即是通过诉讼由法院审判来获得救济。行政救济对于民间纠纷而言主要是公安机关处理和司法行政机关调解。按照本案中当事人张某寻求救济的顺序，我们逐个来进行分析现有的公力救济手段：
第一个是公安机关，确切地说是派出所的救济。当事人碰到冲突性纠纷第一选择是拔打“110”报警，警察是最先接触纠纷的，如同本案。警察处理这种民间纠纷的操作路径一般是这样的：如果对方承认自己打人或有其他损害行为，则可以进行调解，赔偿受害人；但大多数情况对方不承认打人或进行过其他损害，如同本案，这时如果受害人要求作笔录，警察则对双方作笔录（一方指认对方打人，对方认为自己没有打人的陈述分别予以记录，注意这样的笔录在证据上基本没有价值）；如果当事人有外伤，由派出所开出验伤单，受害人可以去验伤，去医院治疗，费用都由受害自己承担。按职责规定，至此警察的职能全部履行完毕。很明显，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救济——惩处加害人、赔付损失。很多受害人要求派出所做出纠纷责任认定（像交警对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一样）也是不会实现的，因为法律没有规定派出所有这样的职责。当然如果构成轻伤及以上伤害就成为刑事案件，受害人获得公力救济属于例外的情形。
第二个是基层司法科（所）的救济。得不到赔付的受害人继续找派出所，派出所通常建议其到街道请求调解。虽然司法行政机关的调解事实上是行政调解，但适用是却是人民调解的规则，其性质处于模糊状态。而人民调解的原则之一就是调解要双方当事人自愿，受害人提出调解申请，司法助理员会去寻找受害人指认的加害人，此时加害人也不会承认自己打人或有其他损害行为，会拒绝参加调解。按规定，此时调解工作结束，一般会建议当事人寻求诉讼途径解决。受害人在司法行政机关这里也没得到救济。
第三个是法院的司法救济。对于这种邻里侵权纠纷，法院经常托辞不肯受理。在当事人递交起诉书坚持要起诉的情况下，法院受理后，处理结果通常有以下几种：（1）被告拒绝签收开庭通知书，甚至以某种方式威胁法院。对此情况，法官会想尽一切办法动员当事人撤诉，在法官的压力下，当事人往往选择撤诉。（2）被告出庭，但不承认自己有侵权行为，由于原告不能提供目击证人，法院可能会去调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和所做笔录，但派出所笔录是各说各的，什么都证明不了。保守的法官一般会判原告败诉。（3）法庭依证据优势规则，判定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一般就是赔付医药费，但精神损失赔偿是得不到支持的。对于侵害事实持续存在的，如被告占用公用部位的案件，法庭比较容易判定要被告排除妨碍。但事情至此并没有结束，被告基本上不会自觉履行法院判决，原告申请强制执行，但或者由于没有可执行标的或者原告提供不出被告的可执行财产，基本上都执行不下去，最终会不了了之。我们可以看到，当事人所寻求的最后的公力救济途径——司法救济，其三种可能的结果，受害人同样都得不到赔付，更不要说惩罚加害人了。司法救济在处理民间纠纷上是无效的。
一般说来，公力救济途径至此已经结束。但在城市还有一个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受害人在寻求完所有公力救济途径或者某一个救济手段后得不到救济时还可以信访，特别是上访。但受害人通常也得不到实际的救济，除非是那种时间、精力、钱财都非常充裕而且韧性很强的当事人才有可能获得的。寻求公力救济的过程中，当事人需要花费精力和钱财就不必说了，单是走完这些程序也需要一两年、甚至三四年的时间，有多少当事人能耗得起，大部分都忍气吞声不了了之。
实证分析至此，我们的结论是城市社区公力救济手段是有的，但在处理突冲性民间纠纷方面基本上是无效的，所以从居民的角度来看是匮乏的。这种局面，不仅使受害人权利得不到恢复，导致冲突可能加剧，而且还在事实上鼓励了加害人的行为。城市社区内确实有一些人深谙目前公力救济的处理之道，就故意经常性地有控制地侵害（如在没其他人时候打你几拳但又不打伤你）没有私力救济能力的人（如老年人、体弱者等）或者基于理性不愿实行私力救济的人，因为他深知自己的行为不会受到惩罚，打了你也白打。显然，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是不相符的，也不是一个文明社会所能够容忍的。
如何解决城市公力救济匮乏的问题？笔者认为至少有几个方面需要加以考虑：一是重构司法制度，实现司法独立，实现审判与执行的分离，以国家强制力确保判决的执行，树立起司法权威。在短期内，上述理想目标不能实现的情况下，要提高法官素质，使案件的受理、审判、执行方面都朝着实现社会正义方面努力。二是对现有的行政救济办法进行修正。在公安机关的救济方面，要对警察的权力、职责做出一个恰当的定位，明确赋予警察对侵害人的询问、调查、训诫、处罚的权力，以及“110”出警取证的责任，对警察的不作为行为也要予以处罚。三是除了加强司法和行政救济手段之外，还有一个补充的路径，就是在私力救济和公务救济之外发展社会型救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是其中的一个途径。长宁区出现了“李琴调解工作室”等准专业化组织，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也建立了专业化的人民调解工作室，以适应矛盾的对抗性越来越强的状况，加强对复杂、疑难纠纷的化解力度。



2005年4月22日 一稿
2006年10月22日 二稿
李克垣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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