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物数卖，是指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数个买卖合同，分别出售给数个买受人的行为。在一物数卖情形下，数个买卖合同的效力、标的物所有权的最终归属及先订立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作为特定物债权的债权人能否行使撤销权，以保全自己的合同债权？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买卖合同解释，对买卖合同中“一物数卖”导致的纠纷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司法解释规定，出卖人就同一普通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1、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确认所有权已经转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均未受领交付，先行支付价款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3、均未受领交付，也未支付价款，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此外，根据司法解释，在船舶、机动车等特殊动产多重买卖情形中，交付是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登记是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对抗要件，应依照交付、登记、合同成立先后作为合同履行顺序；出现交付与登记冲突情形时，应以交付为准。

　　那么最高院的这一司法解释所包含的法学理论有哪些？

　　一、一物数卖的分类及成因

　　一物数卖也称一物二卖。一物二卖，自古有之，其发生于债权契约成立之后至买方取得完整意义上的所有权之前的期间。广义上的一物数卖，包括无权处分下的多重买卖，而狭义上的一物多卖仅指有权处分的多重买卖。

　　（一）广义的一物数卖

　　在物之所有权已经转移于第一买受人的情况下，出卖人再将该物出卖于其他数个买受人。此种情形下，第一买受人已经取得完整意义上的所有权之后,出卖人不可能以所有权人的地位将标的物再度出卖他人。此种情形应当适用无权处分，以无权处分理论与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更为科学与合理。只有占有改定情况有所不同——出卖人在转移所有权之后仍然占有标的物,对外显示出权利外观,第二买受人基于对此权利外观的信赖再度发生买卖关系在情理之中。但这种情况下的核心法律关系与其说是两个购买人之间的关系,不如说是所有权人与无权处分行为中的善意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利用善意取得理论解决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较之一物数卖理论更为合理和便利。对此，台湾学者黄茂荣先生有精辟的论述:“二重买卖的构成以出卖人在先后二次买卖契约之缔结时均握有标的物之所有权为前提。在第二次缔约时,出卖人已不再拥有标的物之所有权，则其第二次买卖，将不是二重买卖，而为他人之物之买卖。”无权处分之一物二卖，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二）狭义的一物数卖

　　第一买受人尚未取得物之所有权，出卖人再将该物出卖于第二买受人，这是狭义的一物二卖，也是本文所要讨论之一物二卖。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一物二卖呢，这主要是债权契约成立与物权变动的时间差所致。在任何一个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之下,想排除时间差,并由此从根本上杜绝一物二卖现象都是不可能的。大陆法上，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有所谓形式主义（其中又分为要因主义与无因主义两种，但不影响本文所讨论主题）与意思主义两大类别。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下，比如德国和我国台湾，物权的变动除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契约外，还须进行所有权变动的登记或交付，否则物权变动难以发生。债权契约与物权变动之间有时间差，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物二卖的发生。而在意思主义的立法模式下，只要当事人债权契约的意思表示一致，便发生所有权变动的法律后果，不动产所有权变动的登记在这种立法模式下仅仅是对抗第三人的要件而已。意思主义立法模式下的债权契约成立与物权变动同时完成，之间没有时间差，二次买卖似乎不可能产生。但是采债权意思主义的法国以及受法国法的理论影响甚深的日本又有例外的判例和解释，比如以特定物为标的物的买卖,当事人如果特别约定保留所有权至将来某一时刻，或某一条件成就，待将来某一时刻到来或某一条件成就之前买卖合同虽成立，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类似的还有6种场合，买卖契约的成立与所有权变动均承认是在两个时间内完成的。在买卖契约成立之后，所有权变动之前，出卖人所作的任何处分均为有权处分，第二买受人无论主观是否恶意，都不会影响契约的性质及效力，二次买卖的成立无任何障碍。那么我国是什么情况呢，虽然我国不承认物权变动无因性理论，也未明示采取物权变动形式主义立法例，但也将不动产的登记和动产的交付作为物权变动的直接依据，只不过将登记或交付视为事实行为而非德国法上的法律行为。依据我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也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因此，我国物权变动应当是登记或交付方发生效力，而不是直接依据买卖合同，物权变动与买卖合同之间存在时间差，则理论上成立一物二卖不存在任何问题。

　　二、一物数卖各合同的效力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真正的一物二卖均为有权处分，因此不考虑其他因素，理论上两个买卖合同均应为有效合同。判断一物数卖情形下数个买卖合同的效力，须以不同国家和地区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作为分析背景。从比较法的角度着眼，大陆法系比较有代表性的物权变动模式计有三种：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以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合同法》）为代表的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

　　先以《法国民法典》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作为分析的背景。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着重将特定物的交易作为物权交易法规制的背景，认为生效的债权合同既可以作为引起债权变动的法律事实，又可以作为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因此，在买卖合同成立的前提下，即使未进行交付特定物的行为，标的物的所有权即发生转移。是故，依据《法国民法典》第1583条的规定“当事人就标的物及其价金相互同意时，即使标的物尚未交付、价金尚未支付，买卖合同即告成立，而标的物的所有权亦于此时在法律上由出卖人移转于买受人”，出卖人与第一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后，如标的物为特定物，无论是否移转标的物的占有或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标的物的所有权即移转归第一买受人所有。出卖人再与第二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时，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即为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依据《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的规定，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无论出卖人此后再就该同一标的物订立多少个买卖合同，这些买卖合同的效力都应做相同的认定。

　　如标的物为特定的未来物，出卖人与第一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后，依据《法国民法典》第1138条第2款的规定，于买卖合同成立时尚不发生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此时出卖人就同一未来物与第二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时，非为出卖他人之物，该买卖合同得成为生效的买卖合同。

　　若以《德国民法典》采用的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作为分析的背景时，情形就有所不同。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是以种类物和未来物的交易作为物权交易法规制的重点，且区分债权变动与物权变动不同的法律事实基础。当事人之间生效的债权合同，导致债权的享有以及债务的负担，故被称为负担行为，其仅能作为债权变动的法律事实基础。若欲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需要在债权合同之外，还需有专以引起物权变动为使命的物权合同，该物权合同为物权合意与交付或当事人申请登记行为的结合，被称为处分行为。

　　在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当出卖人与第一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后，如未进一步借助物权合同移转标的物的所有权于该买受人，出卖人就仍是标的物的所有权人。无论出卖人此后就同一标的物订立多少个买卖合同，这些买卖合同当然都是生效合同。假设出卖人与第一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后，即借助物权合同将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归第一买受人享有，则出卖人与第二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时，出卖人不享有对标的物进行处分的权利，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即为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由于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债权合同与物权合同各司其职，债权合同仅能引起债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并不肩负引起物权变动的使命。出卖人不享有对标的物的处分权，并不对债权合同的效力产生影响，仅使得物权合同的效力成为效力待定。所以，出卖人与第二买受人之间的合同仍为生效合同。此后出卖人与第三、第四买受人订立的买卖合同，其效力也应做同样的认定。

　　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如《民法通则》、《合同法》，都采认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该模式的特点在于；一方面，它区分债权变动与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基础，认为当事人之间生效的债权合同仅能引起债权变动的法律效果。生效的债权合同结合交付或者登记手续的办理，方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这与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不同。另一方面，它并不认可在债权合同之外，另有一独立存在的，专以引起物权变动为使命的物权合同，认为无论交付抑或登记手续的办理都是事实行为。这与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也不相同。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当出卖人与第一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后，如出卖人未向买受人进行标的物的交付或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标的物的所有权就不发生转移。此时，出卖人再与第二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出卖人仍为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出卖人此后所订立的数个买卖合同当为生效的买卖合同。

　　假若出卖人与第一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后，即将标的物交付与该买受人或为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则该买受人即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当出卖人再为第二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时，出卖人已非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为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

　　就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的效力，学界和实务界都存有分歧。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意见：一为无效说。该说认为我国《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的规定属强制性规定，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规定，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二为效力待定说。该说认为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即属于我国《合同法》第51条所规定的无权处分合同，依据该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财产权利的，该合同有效。”三为有效说。该说主张我国民事立法理应采认物权行为理论，认可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从而使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成为生效合同。

　　笔者对上述三种意见均持异议，认为应以我国现行民事立法采认的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作为分析问题的制度背景，此时，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仍得被确定为生效合同。理由简述如下：

　　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债权合同效力的发生并不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发生，须以生效的债权合同与交付行为（或登记行为）这一民事法律事实构成为前提。因此，买卖合同中，标的物所有权能否发生移转，是出卖人能否依约履行合同的问题。申言之，出卖人是否享有标的物的处分权，在逻辑上直接影响的是出卖人能否依约履行自己移转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的合同义务，故不能因为出卖人无法履行合同义务，就否认出卖人与第二买受人间订立的买卖合同的效力，也即，出卖人与第二买受人之间所订立的买卖合同仍得为生效合同。至于《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的规范性质，笔者认为其应属倡导性规范的范畴。另外，《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并非我国合同法上有关无权处分合同的一般规定，而是当当事人就动产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特别约定采用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时，有关出卖他人之物买卖合同效力的规定。

　　三、标的物所有权的最终归属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


杭州市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征用实施办法

第255号


　　《杭州市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征用实施办法》已经2009年8月14日市人民政府第4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11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二○○九年九月十六日


杭州市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征用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征用工作，增强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为应对突发事件而实施的应急征用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应急征用的对象包括单位或者个人所有的为应对突发事件所急需的食品、饮用水、能源、医疗用品、交通工具、工程机械、通信设施、宾馆、体育场馆、医疗机构、广场等物资、场所。
　　第五条 杭州市人民政府主管全市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征用工作，并组织实施本办法。各区、县（市）人民政府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征用工作。
　　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具体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相关物资、场所的征用工作。
　　第六条 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征用工作应当坚持提前统筹、就近征用、均衡负担、依法补偿的原则。
　　政府及其部门采取的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征用措施，应当与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的性质、程度和范围相适应。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保护单位和个人权益的措施。
　　第七条 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服从市、区、县（市）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部门的应急征用决定，履行应急征用决定书规定的义务，配合政府及其部门实施依法采取的应急征用措施。
　　第八条 被征用的物资、场所应当在使用完毕或者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的15日内返还。物资、场所被征用或者被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当给予补偿。
　　第九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部门应当做好各类应对突发事件所需物资、场所的调查登记工作，建立应急征用物资、场所目录并告知权属单位或者个人，同时制订相应的应急征用方案。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部门应当定期了解列入应急征用目录的物资、场所的使用及权属状况，并及时更新应急征用目录。
　　第十条 列入应急征用目录的物资、场所应当具备通常的适用状态。
　　因有关物资、场所报废、转让等原因，导致权属单位或者个人所属该类物资、场所数量不能达到应急征用目录所列数量的，权属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报废、转让等事项发生后的15日内，持有效证明向建立该目录的市、区、县（市）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的部门报告。
　　第十一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需要征用应急物资、场所的，可以由市、区、县（市）人民政府作出征用决定，也可以由市、区、县（市）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作出应急征用决定。
　　应急征用决定书应当载明征用单位、征用用途、征用时间、征用地点、征用期限、征用实施单位以及被征用人、征用对象名称、型号、数量、相关技术及人员保障要求等内容。
　　第十二条 征用实施单位按照以下规定予以确定，也可以由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另行指定：
　　（一）食品、饮用水、能源的征用由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实施；
　　（二）药品、医疗器械的征用由经济综合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实施；
　　（三）交通设施设备及运输工具的征用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实施；
　　（四）建设工程机械的征用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实施；
　　（五）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和市政工程维护机具的征用由市政公用事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实施；
　　（六）体育场馆的征用由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实施；
　　（七）医疗机构的征用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实施；
　　（八）宾馆的征用由旅游主管部门负责实施；
　　（九）广场的征用由其所在地区人民政府负责实施；
　　（十）其他物资、场所的征用由相应的主管部门负责实施。
　　第十三条 征用单位应当向被征用单位或者个人送达应急征用决定书。
　　因情况紧急，无法事先送达应急征用决定书的，征用单位可以实施紧急征用，并在紧急征用后48小时内补办相关手续。
　　第十四条 被征用单位或者个人收到应急征用决定书或者紧急征用通知后，应当立即配合征用实施单位将被征用的物资按时送达指定地点或者清理被征用场所，并配备必要的操作人员、后勤保障人员。
　　征用实施单位应当制作应急征用清单，与被征用单位或者个人办理交接手续。应急征用清单一式2份，征用双方各执1份。
　　被征用物资、场所由市、区、县（市）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的部门统一管理和调遣，并张贴或者悬挂政府应急征用标志。
　　第十五条 征用实施单位在被征用物资、场所使用完毕或者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应当及时汇总被征用物资、场所的使用情况，并通知被征用单位或者个人凭应急征用决定书、应急征用清单到指定地点办理返还交接手续。被征用物资、场所毁损、灭失的，征用实施单位应当一并出具毁损、灭失证明。
　　第十六条 应急征用按以下规定给予补偿，补偿工作由征用实施单位负责，具体补偿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订：
　　（一）使用被征用物资造成其折旧的，按照相关折旧规定给付相应的补偿金；
　　（二）被征用物资、场所毁损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毁损程度给付相应的补偿金；
　　（三）被征用物资、场所灭失的，按照被征用时的市场价格给付相应的补偿金；
　　（四）被征用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物资、场所操作人员、后勤保障人员的，按照实际工作时限补偿人员工资、津贴等实际产生的费用；
　　（五）征用物资、场所造成被征用单位或者个人停产停业的，补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六）法律、法规对补偿标准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征用实施单位应当自办理完返还交接手续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对有权获得补偿的被征用单位或者个人实施补偿。情况复杂的，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延长至60日。
　　第十八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保障足够经费用于应急征用工作及相关补偿，并将其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第十九条 单位或者个人认为应急征用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其他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由相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二十一条 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不服从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作出的应急征用决定，不履行应急征用决定书规定的义务或者不配合征用实施单位依法采取的应急措施，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负责应急征用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执行公务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监察机关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9年1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