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国建 中国政法大学 副教授



一、背景
传统宪法理论认为，宪法是公法，调整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 家庭法是典型的私法，调整私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二者似乎不会产生交集。但二战以后，这种公私二元分立的观念越来越受到理论和实践的摒弃。无论是德国的“第三者效力”理论还是美国的“政府行为”理论抑或日本的“统治行为”理论，虽然其理论基础和具体内容有别，但无一例外地强调宪法对私人领域的介入。
历史上，美国宪法与家庭法的界限泾渭分明。1787 年的宪法文本及随后的历次宪法修正案均未涉及“家庭”一词。原因在于： 一是宪法所保障的各项权利均是其时权利观念的反映，即这些权利是容易受到政府侵犯的，而家庭并不会受到政府侵犯或威胁，所以不需要宪法保障； 二是根据联邦分权原则，家庭法的立法权由各州保留。[1]因而几乎每个州的宪法都有保护婚姻或家庭的条款。[2]在司法上，联邦最高法院也竭力避免介入家庭纠纷，有限的一些案例也主要是涉及司法中的“礼遇”( comity) 问题，即一州对他州法院有关婚姻及儿童监护判决应持充分尊重并诚实执行的立场，代表性案例是 Maynard v． Hill案。[3]但是，随着时代发展，这一观念遭到摒弃。作为释宪者，联邦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不断通过自己的解释，将联邦宪法延伸至家庭法领域，从而实现了宪法与家庭法的链接。法院的宪法解释使得宪法中的平等、自由等人权保障原则和规则在家庭法中得到了体现。这些变化不仅涉及联邦层面，也涉及到各州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本文将从判例法的角度，厘清宪法对家庭法影响的历史轨迹，探究宪法对家庭法介入的路径，以及由此导致的家庭法的理念及其规则的变化，并探讨这一变化在美国社会所引发的各种争议，最后分析美国宪法和家庭法的关系演变给中国相关法律的发展带来的启示。
二、家庭法的宪法化趋势———宪法介入家庭法的基本轨迹
美国的家庭法在 20 世纪发生了重大变革。在此前，家庭法的核心问题是婚姻，婚姻是爱、性以及养育孩子的惟一合法载体，婚外性行为、未婚同居、婚外生育都被认为是非法行为，同性婚姻、不同种族间的婚姻同样被法律所禁止。[4]但在 20 世纪，尤其是自 60 年代以后，此前的观念和制度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广泛介入婚姻家庭事务，家庭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最具争议的问题就是宪法对家庭的介入。很多学者认为，家庭法在过去 50 年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宪法化”( Constitutionalization) ，[5]即因宪法对家庭法的介入，而使大量的宪法规则、原理成为调整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规范，家庭法也因大量宪法元素的介入而在价值理念上得到了重塑，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得以重构，权利范围得以扩展，家庭法意义上的权利上升为宪法权利，如结婚及父母抚养子女的权利成为“基本权利”( fundamental right) 、[6]离婚权、女性及非婚生子女免受歧视的权利、承认儿童的宪法权利、承认非婚生父的权利等等。所以，权利的扩张成为家庭法“宪法化”的基本主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20 世纪后半期，“家庭法中支配性的语言就是权利”。[7]也有学者认为，宪法介入家庭法的趋势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期。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联邦最高法院开始运用“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保护家庭自由。1923 年的 Meyer v． Nebraska 案[8]被认为是最早的宪法通过司法解释介入家庭的案例。[9]本案中，最高法院宣布内布拉斯加州一项禁止老师教授 8 年级以前学生外语的法律侵犯了父母抚养孩子的权利( 法院将教师理解为父母的代理人) ，而父母抚养和教育子女的权利是受“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保护的宪法自由。在1925 年的 Pierce v． Society of Sisters 一案中，[10]最高法院裁判父母有权决定让孩子在私立学校接受教育。这些裁判使得家庭法中第一次出现某些州权力不得侵入的领域。此后，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了几十个重大判决宣布相关家庭立法因抵触宪法而无效。[11]但在 20 年代后的初期，宪法对家庭法的介入仅限于保障父母对子女养育的权利，家庭法中其他领域仍是宪法的禁区，联邦最高法院一年审理的家庭法案件也就一两件。进入1960 年代后，以沃伦( Warren) 为首席大法官的联邦最高法院奉行司法积极主义，对宪法与家庭法的关系采取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理解，更积极地审查家庭立法的合宪性，每年有 10 多件案件。[12]1965 年最高法院在 Griswold v． Connecticut 一案中[13]承认婚姻作为隐私权，从而正式开启了宪法介入家庭法的大门。随后，最高法院在一系列案件中承认结婚、生育、终止妊娠、抚养子女等宪法权利； 同时，最高法院大量运用平等保护条款反击那些基于种族、性别及非婚生等各种情况的歧视性家庭立法。
为什么到 20 世纪后美国宪法开始介入家庭领域? 这主要是家庭这一基本的社会构成单位在美国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 20 世纪后，离婚率大幅度上升； 妇女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 避孕和堕胎成为普通公民可选择的限制家庭人口的方式； 家庭结构出现了新的形式，代养家庭及同性家庭等新的家庭类型不断出现。这些变化使得家庭领域中的争议与问题不断涌现。另外，联邦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以及对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的资助也使得联邦政府在家庭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家庭法中出现了很多“联邦问题”需要联邦法院介入；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美国民权运动也催醒了家庭成员的权利意识，而不断扩展的隐私权观念也使人们认识到诸如怀孕及孩子抚养等家庭事务的自治性。[14]这些问题都需要法律作出回应。而宪法对家庭法的介入通过司法解释而不是通过立法来实现主要是因为司法的便利性。[15]对于当事人而言，相对于立法程序，司法程序显然更容易尝试，成功可能性更大。立法程序要经过提议及冗长的议会辩论，甚至广泛的大众参与等复杂程序，其便利性无法与司法程序相比。
三、宪法介入家庭法的规范依据
联邦宪法对家庭法的介入是通过联邦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判例实现的。但是，法院并非毫无依据，其宪法依据包括： 第 5 和第 14 修正案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 第14 修正案确立的平等保护条款； 根据第 9 修正案等条款解释出来的隐私权。这些线索有时相互结合，有时独立运用。
(一)正当法律程序
根据第5 和第14 修正案，联邦及各州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生命”和“财产”的内涵相对清晰，但“自由”的含义却不甚容易界定，而这恰恰给法院提供了极大的解释空间，他们正是通过对“自由”的扩大解释将宪法理念延伸到家庭法，确立了公民在家庭法中一系列原本不受宪法保护的“自由”。最高法院第一次运用此条款解释家庭成员权利是1923 年 Meyer 案和1925 年的 Pierce 案。自1967 年的 Loving v． Virginia 案[16]开始，沃伦法院开始大规模地运用这些条款解释婚姻家庭权利。最高法院在该案中判决禁止不同种族通婚的法律违反正当法律程序，然后又在 Zablocki v．Redhail 案[17]和 Turner v． Safley 案[18]中确立结婚是公民受宪法保障的权利。
(二)平等保护
平等保护是各国宪法保护公民权利的一项重要原则。联邦宪法第 14 修正案规定，各州不得拒绝给予所辖范围内公民平等保护的权利。虽然宪法没有直接要求联邦的平等保护，但最高法院认为，第 5 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包括了平等保护的含义。但平等保护“不能成为一种防止法律分类的禁止，因为对处境不同的人和事进行不同的处理对于制定法律是至为必要的”，但也不能任意给不同类别的人不同的待遇，分类及给予的差别待遇必须是合理的。[19]家庭立法中的分类标准可能是多样化的，包括种族、性别、年龄、宗教信仰等等。以平等保护条款分析家庭立法实质上就是审查基于某种特定标准的分类立法是否构成歧视。
最高法院第一次运用平等保护条款审查家庭立法是 1942 年的 Skinner v． Oklahoma案，[20]而大规模运用平等保护条款介入家庭法是在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1967 年的Loving 案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虽然在 1954 年著名的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案中，[21]最高法院已经明确地表明了“隔离即不平等”，但很多人依然认为这一原则仅适用于公共领域，私人生活领域，比如家庭法领域应与公共领域相区隔，不适用这一原则。[22]在这一观念下，在 Brown 案一年后，弗州最高法院支持了一项禁止不同种族通婚的法律。最高法院在 Loving 案中的判决是对这种观点和实践的直接回应。最高法院指出： “虽然各州毫无疑问有权确认婚姻关系应服从于公共利益，但基于第 14 修正案，各州对婚姻的规制并不是不受任何限制的。”Loving 案的重要意义在于，自此以后，最高法院将适用正当法律程序和平等保护双重原则去审查那些以种族为分类基础的家庭立法，政府必须承担举证责任。总体而言，联邦最高法院适用平等保护条款审查涉及家庭法中的种族问题、非婚生儿童问题及性别问题。
在以平等保护条款审查家庭立法的问题时，一个具有重大争议的问题是关于同性婚姻合法性的问题，即禁止同性婚姻是否涉及“性别歧视”( gender discrimination) 或“性取向歧视”( sexual orientation discrimination) 。总体上，联邦法院和州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差异巨大，下文将作详细分析。
(三)隐私权
以“隐私权”( the right to privacy) 为纽带将宪法原则植入家庭法领域中主要是通过肯定公民在家庭关系中的隐私来对抗国家公权力对家庭生活的介入，从而实现家庭私领域的自治。联邦最高法院很早就注意到了家庭生活的私密性，在1944 年的 Prince v． Massachusetts 一案[23]中就指出，婚姻生活中的某些领域应是不能公开的。1960 年代以后，最高法院开始大量用隐私权来解释家庭法中的问题。但与正当法律程序及平等保护不同的是，美国宪法并未明确规定隐私权。所以，隐私权本身是否存在于宪法中就是一个问题。最高法院在 1965 年的 Griswold v． Connecticut 一案[24]中第一次确认隐私权受宪法保护，并且将之独作为一项独立于第四修正案的基本权利。 在 Griswold 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肯定婚姻中存在一定范围的隐私权，基于对隐私权的保护，宪法禁止各州对夫妻的避孕进行干预。道格拉斯大法官撰写的多数意见说，夫妻寻求避孕的权利属于“由若干个根本的宪法规范所创造的隐私权”。也就是说，最高法院寻求宪法中亦未明示的“隐私权”作为夫妻有权避孕的法律根据，而隐私权是从其他规范中推断出来的权利。自此，Griswold 案中确立的隐私权成为了法院介入家庭法中的一个重要工具，道格拉斯大法官将隐私权扩张到整个婚姻领域。由于婚姻的独特性，它反过来成为扩充解释隐私权的一个基础。但是，宪法并未明示隐私权，这一权利从何而来? 并且，如何判断某种权利是否属于隐私权保障的内容呢? 在 Griswold 案中，金斯伯格大法官试图设计一种尝试性的论证路径。她认为，第 9 修正案已经明确地肯定了一些“未列举权利”的存在； 而且，宪法对婚姻的保护终极意义上的根据既不在于宪法文本，也不在于法官们对婚姻的尊崇，而在于人们对“正当化的民主权力对权利施加外部限制的一种历史性解读”。她认为，判断一种权利是否属于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要看其“是否植根于我们人民深邃的传统以及良心”，而有着深邃的社会良知承认婚姻家庭属于一种隐私权中的重要部分。道格拉斯大法官也指出： “我们这里所面对的隐私权存在于权利法案诞生之前，比我们的政党制度还要早，比我们的学校制度也要早。”在 1978 年的 Zablocki 以及 1987 年的 Turner 案中，最高法院都坚持了道格拉斯法官所讲的“独特性”以及金斯伯格法官的“历史传统”的理论。另外，在确立非婚父亲的权利以及祖父母的家庭权利时，最高法院也坚持了“植根于深邃的社会良知”的理论来论证其判决正当性。如在 Moore v． City of East Cleveland 一案中，[25]最高法院指出“宪法保护家庭的神圣性是基于家庭结构深沉地植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因而“孩子的叔伯舅舅、婶娘舅妈以及祖父母住在一起也是受宪法保障的权利”。
四、司法判例确立的家庭法的基本价值与制度
(一)尊重婚姻，强调结婚是基本权利
婚姻一直是联邦最高法院刻意保护的一个领域。虽然早期最高法院一般并不介入家庭事务，但在 1879 年的 Reynolds 一案中仍否定了犹他州承认一夫多妻制的法律，认为宪法中宗教自由条款并不支持一夫多妻制度。可见最高法院对婚姻的重视。到 20 世纪，最高法院甚至将结婚上升到“基本权利”的高度，使其受到严格审查标准的保护。这是联邦最高法院在家庭法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立场。在 Loving 一案中，最高法院强调了宪法要保护家庭的神圣性，因为家庭这一机制“深深植根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家庭的权利具体包括结婚、生育，以及与家庭成员一起生活的权利。在这些权利中，最高法院尤其强调结婚的权利，“很长时间以来结婚是自由的人们追求幸福一项至关重要的权利”，“对我们的生存与发展而言也是一项基本的权利”。[26]在 Zablocki 一案中，最高法院宣布威斯康星州一项禁止拒绝给付子女抚养费的父亲再婚的法律违反宪法。因为，“婚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项基本权利”。[27]从而提升了结婚权在宪法权利中的位阶。在判决中，最高法院引用了道格拉斯大法官在 Griswold 一案中的论述以强调婚姻的重要性。“婚姻结合是提升个人生活之道，无关借口； 是个人生活和谐之道，无关政治信仰； 是男女相互忠诚之道，无关商业或社会功利。”[28]当然，在强调婚姻重要性的同时，法院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定义“婚姻”，尤其是同性婚姻合法性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将婚姻提升为基本权利的意义在于： 任何涉及限制或剥夺公民结婚权利的法律或政府行为都要接受最严格的司法审查。该项法律在司法过程中被推定为违宪，政府必须承担证明其合宪的举证责任。最高法院一般是以正当法律程序或隐私权作为依据支持自己在婚姻问题上的立场，但如果相关限制婚姻的法律是以某种歧视性的因素作为分类标准的，即立法涉嫌可疑性分类或准可疑性分类，则可以根据平等保护条款进行裁判。如禁止不同种族之间通婚的法律即是以种族作为分类基础的，根据司法判例，任何以种族为分类基础的立法，包括涉及婚姻问题的法律，都属可疑性分类，要接受严格审查标准的审查。
当然，结婚权利也不是绝对的。最高法院在 Zablocki 一案中表明，如果一项法律对婚姻的管理是合理的，且没有实质性地阻止公民结婚的权利则不一定要受严格审查标准的审查，比如最低结婚年龄的规定以及离婚等待期间的规定。在1975 年 Sosna v． Iowa 一案中，[29]最高法院宣布一年离婚等待期没有侵犯公民结婚的权利。另外，禁止重婚以及乱伦婚姻也是对结婚权的合法限制。
(二)尊重个人自由和平等
个人自由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家庭在很大程度上是私人的事情，无论是联邦还是各州都要充分尊重家庭的隐私。虽然联邦法院通过正当法律程序和平等保护介入了家庭事务，但仍强调个人自由是第一位的； 二是家庭成员中的个人自由，即成员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如父母有权决定子女的抚养和教育方式，但仅限于针对未成年人。实践中，法院反对那些以种族、性别等为理由侵犯公民个人自由的婚姻立法。
1． 关于种族歧视
Loving 案是最高法院以平等保护条款介入家庭立法的一个开端，推翻了有关禁止种族通婚的立法。在此前三年，最高法院已以违反平等保护条款为由宣布了一项规定不同种族同居为犯罪的佛州法律违宪。[30]自 Loving 案开始，最高法院所确立的标准被广泛运用于其他案件，首先是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相关立法，推翻了关于禁止不同种族之间收养的法律。[31]1982 年，最高法院在 Palmore v． Sidoti 案[32]中推翻了一项加州立法。该法律规定，如果获得儿童监护权的离异夫妇一方准备与另一种族的人再婚，其儿童监护权必须转移到另一方，最高法院认为这一法律实际是以种族为基础进行的分类立法，违背了平等保护条款。由于以种族为基础的分类立法涉嫌“可疑性分类”( suspect classification) ，法院将以严格审查标准来审查其合宪性，政府如要主张其合宪，必须要证明其服务于“急迫的政府利益”( compelling government interest) ，并且其措施必须是经过“严格限缩”( narrowly tailored) 。由于在家庭法中几乎没有任何政府利益能够被法院认可为“急迫的政府利益”，这类立法几乎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2． 关于针对非婚生儿童的歧视
传统的普通法通过拒绝给予非婚生子女完全的权利来保护以婚姻为基础建立的家庭。[33]非婚生儿童不能获得完全的家庭成员资格，在遗产继承等方面受到限制。但这一理念是以父母的过错惩罚孩子，不符合现代法治原则。20 世纪以后，非婚生育的现象越来越常见，人们逐渐意识到传统的普通法规则对非婚生子女是不公平的。1968 年，最高法院开始介入这一领域，从而“开启了深入和全面审查家庭立法的第二扇大门，使关于非婚姻问题全面联邦化”。[34]在当年的 Levy v． Louisiana 一案中，[35]宣布禁止非婚生子女继承母亲遗产的法律违反平等保护条款。在 1972 年的 Stanley v． Illinois 一案中，法院判决非婚生儿童的父亲也可以获得监护权。在其后的一系列案件中，“以儿童是否婚生为基础的分类变成了一种可疑性分类，儿童应被视为独立的个人，不应因其父母的罪恶而受到惩罚”。[36]那些将儿童区分为婚生与非婚生并对后者的权利进行限制一般认为是侵犯了非婚生儿童受宪法保障的权利。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以及 1973 年的《统一亲权法》( The Uniform Parentage Act) 的颁布极大地统一了各州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3． 关于性别歧视
在 Levy 案的三年后 ，最高法院开启了以平等保护条款审查家庭立法的第三扇大门，这就是审查以性别( gender) 为分类基础的家庭立法。在 1973 年的 Reed v． Reed 案中，最高法院判决一项州立法违宪。该项法律规定，在为去世的子女确定不动产管理人时，父亲比母亲有优先性。最高法院判裁定这一规定甚至连合理审查标准也难以通过。[37]合理审查标准( rational standard) 是最为宽松的审查标准，政府只要证明该法律中存在任何合法的利益，且法律所采取的措施与该目的之间有任何合理的联系即可。但实践中，自1976 年的 Craig v． Boren 一案起,[38]最高法院正式以中度审查标准 ( Intermediate Scrutiny) 来审查家庭法中以对男女以及婚生与非婚生子女实行差别对待的法律。根据这一标准，那些过分强化陈旧的关于男女能力差异以及过分强调女性应局限于家庭中角色的法律的合宪性会受到严重怀疑。最高法院运用这一标准推翻了很多传统家庭法中的重要规则，如给予儿子比女儿更长时间抚养的法律，仅规定前夫对前妻有抚养义务的法律，规定男女不同最低婚龄的法律，倾向于由母亲取得监护权的规定，规定仅由丈夫处理共同财产的法律，规定由丈夫对家庭债务负责的法律。
(三)尊重家庭，强调父母的权利
1． 父母对子女的权利
最高法院早在 1972 年的 Stanley v． Illinois 一案[39]中就强调父母在孩子的抚养和监护等方面享有受宪法保障的权利。2000 年最高法院 Troxel v． Granville 一案[40]中进一步肯定了父母对孩子在监护、抚养等方面有着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 。在该案中，原告是孩子的母亲，孩子的祖父母根据州法的规定去探望孩子，原告主张州法的规定侵犯了其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因为父母有权决定谁能够探望自己的孩子。法院承认了父母的这些基本权利，认为只要其父母能够正常地履行其职责，政府就没有理由去干预。据此，法院推翻了该州的法律。和结婚权一样，联邦最高法院将父母在抚养、监护、为孩子作相关决定的权利上升到基本权利的高度，受到司法最严格的保护，这也反映了司法机关对传统家庭价值观的重视。
当然，父母对子女的权利不是绝对的，非婚生的父母对子女的权利可能就会受到限制。美国一个很常见的社会现象是非婚生育。非婚生儿童的父亲被称为生物意义上的父亲( Biological Father) 。这种意义上的父亲是否可以与非婚子女维持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 自 1972 年 Stanley 案开始以及后面的一系列案件中，最高法院确立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非婚父亲的权利。在 Stanley 案中，由于原告和非婚子女居住在一起，并履行了抚养义务，他作为父亲的权利受到了宪法的保障； 在另一个案件中，原告从未与孩子生活在一起，仅是按时支付抚养费，也没有寻求建立父子关系，直到孩子 11 岁时，由于有人要收养这个孩子，他才要建立父子关系，但此时他作为父亲的权利已不受宪法保障。最高法院的解释是，宪法保障父亲的权利不仅仅要考虑生物学意义上的联系，非婚生的父亲必须表明其已经以一个父亲的方式对待孩子，并且采取了某种措施认真对待孩子的未来。
2． 代孕母亲的权利问题
一些女性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或不愿生育但又希望抚育自己的孩子，她们就可以选择代孕。一旦代孕者和委托方发生争议，代孕者主张对自己生育的孩子享有受宪法保障的母亲权利，而拒绝将孩子交付委托方，法院能否支持代孕者的主张? 在美国，代孕是个新问题，联邦和各州均没有这方面的制定法，联邦法院也尚未出现这方面的判决，但有些州已出现相关案例。加州第四上诉法院在 1998 年的一个案件中还专门敦促立法机关制定这方面的法律。制定法出台之前，司法机关已表明了立场。在 Johnson v． Calvert et al． 一案中，加州最高法院判决，代孕只是一种合同关系，并不能在代孕者和孩子之间形成母子关系，因而不享有宪法保护的权利。
(四)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法院在保障父母权利的同时，也没有忽视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家庭立法以及司法判决中关于未成年人在家庭中地位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the best interest principle of child) 。在 1967 年的一个案件中，最高法院判决未成年人与成人一样享有诉讼中诸如获得辩护等程序性权利； 在 1969 年的 Tinker v． Des Moines Independent Community School District 一案中判决学生在校园内同样享有政治权利。法院还在相关的案例中判决未成年人有权决定堕胎及在受到虐待或忽略时寻求保护。在未成年人权利保护方面，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也与同性婚姻有关，即同性父母是否可以收养。在允许同性婚姻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可以收养子女，各州的做法大相径庭。有些州严禁同性收养，如密苏里州。有些州允许，如佛州最高法院在 2008 年的判决中就承认了同性收养的合法性。
(五)维护开放性的家庭结构
家庭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概念，美国家庭法中有所谓“核心家庭”( core family) 与“拓展家庭”( extended family) 之分。前者单指父母子女居住在一起的家庭，后者指除父母子女外，还包括祖父母等其他家庭成员共同居住的家庭，此所谓家庭的完整性。在 1977 年的Moore v． City of East Cleveland 一案中，[41]最高法院采纳了拓展家庭的观点。本案中，上诉人是一位祖母，她和她的儿子、孙子及外孙住在一起。按该市的规定，其外孙因不是本家庭的成员而不应居住在本家庭住所内，而上诉人因允许其外孙与其居住在一起而受到起诉。最高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鲍威尔( Powell) 大法官在其撰写的法院多数意见中指出： “我们的家庭传统上决不限于核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由叔叔、阿姨、堂兄弟姐妹以及祖父母和父母子女共同居住的大家庭，这样的家庭结构有着悠久的历史，应受宪法上的保护。……尽管现代社会生活条件使这种大家庭的数目减少，但是，支持大家庭观念所积蓄的文明智慧并没有因此而消退，这种文明经过了数个世纪的发展，并在历史上受到推崇。宪法禁止该市通过强迫所有人生活在被定义为狭小的家庭之中，而把孩子们和成人们的生活标准化。”
但不论是核心家庭还是拓展家庭，都是以婚姻关系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如前所述，20 世纪之前的家庭法只将婚姻视为爱、性以及抚育孩子的惟一载体。但在家庭法宪法化的发展趋势下，传统的异性婚姻模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家庭模式也出现了多样化。首先是同性婚姻的问题。虽然联邦最高法院仍然不承认同性婚姻( Marriage) ，但一些联邦上诉法院以及很多州法院都已在相关判例中承认很多同性婚姻。在有些州，虽然禁止同性“婚姻”，但允许同性之间组成某种区别于以异性婚姻为基础的传统家庭类型之外的特殊类型的家庭。如加利福尼亚州即已同意同性组成“家庭伙伴关系”( domestic partnership) 。2005 年 1 月 1 日，加州《家庭伙伴权利责任法》( Domestic Partne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ct ) 正式生效，明确规定家庭伙伴基本享有婚姻关系下配偶的各项权利，同时要求在本州内不得歧视同性家庭。另外 ，一些州法院还允许同性收养，一般为“继父母收养”( stepparent adoption) ，指的是居住在一起的同性双方中的一方收养另一方的孩子。由于承认同性收养，同性家庭能够合法地抚养自己的孩子，家庭的基本要素得以具备。虽然这种家庭有别于以异性婚姻为基础的传统家庭，但已基本能够满足那些以“家庭伙伴”等名义生活在一起的同性恋对孩子的渴求。这些立法或司法意见使家庭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以异性婚姻为基础的传统家庭模式，家庭结构呈现开放性的发展态势。有学者更进而指出，随着时间的发展，家庭结构将更加灵活，更为多样化。[42]
五、激进与踟蹰———宪法介入家庭法的争议
总体而言，美国学者认为家庭法的宪法化趋势无法逆转。随着宪法的介入，家庭法的原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性别在家庭法的特性更加中立，软化了传统的婚姻家庭与非婚家庭的刚性区别，个人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43]这些变化诚然值得肯定，但有些变化却受到了很多批评。有学者认为最高法院的判决损害了传统家庭法中某些既有效且成熟的原则，削弱了传统的家庭法中有益的价值观，向社会传达了错误的信息。而且，宪法对家庭法的过度介入对宪法也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而在同性婚姻合法性的问题上更使法院系统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因而，很多学者主张限制宪法对家庭法的过度介入，将家庭争议更多留给家庭法自身以及各州政府来处理。
(一)对宪法的影响
联邦法院的各种解释使宪法的理念和规范渗透到家庭法当中，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家庭法的内容，但由于宪法中并无直接的婚姻家庭内容，很多学者和法官质疑这种渗透没有宪法依据，是对宪法本身的破坏。他们认为，宪法要求国家机关行使权力必须取得被统治者即人民的同意，就家庭立法而言，其明智及有效与否或是否符合道德都应由民意代表根据民主原则讨论决定； 法官的司法解释应是有限的权力，过度的司法解释，使那些既未包含于宪法之中，也未植根于历史传统的权利受到宪法的保护，是将人民和其代表的智慧置于法官之下，危及整个国家的政治体系。[44]如大法官斯卡利亚( Scalia) 认为，宪法对家庭法的审查以消除家庭法领域中的歧视现象可以寻找到宪法中的平等保护的依据，但他对法院承认宪法中未列举的家庭权利深表怀疑，如堕胎以及同性恋权利等。还有学者认为，家庭法中的很多问题关涉大众的权利，由大众广泛参与的社会对话式民主制方式来解决更符合宪法原则，过分的司法介入是将司法领域中社会精英的价值观凌驾于社会普通大众的价值观之上。这种“精英立法”对家庭法而言尤其是不正当的，它动摇了家庭法需要社会常识，而不是专门知识的理论根基，从而损害了民主代议制理论。[45]
(二)对家庭法的影响
第一，损害家庭中的某些成员的利益。法院过分强调家庭自治，防范外来监控和干预，使得家庭中占主导地位的丈夫或父母对妻子或子女的优势地位得以加强。有女权主义就批评过分强调家庭的隐私权会使丈夫虐待妻子更为便利，儿童保护组织也强调家庭法的过度自治使儿童更易受到虐待或忽视。[46]所以，宪法的过度介入可能会重新导致家庭成员间权利分配的不均衡，当强调父母权利的自主性而伤害到子女的时候，这一原则就可能丧失了其道德上的正当性。[47]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政府


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沙市县级人民政府和市直单位安全生产责任规定》的通知

长政发〔２００３〕２７号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现将《长沙市县级人民政府和市直单位安全生产责任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长沙市人民政府

　　　　　　　　　　　　　　　　　　　　二００三年六月四日



长沙市县级人民政府和市直单位

安全生产责任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和《湖南省重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规定》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安全生产是指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第三条　安全生产管理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第四条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及市政府有关单位应按本规定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履行安全生产责任，对生产经营活动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监督管理。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政府有关单位报告安全事故隐患，举报不履行安全生产职责的情况。接到报告或者举报的政府有关单位，应当立即进行查处。
　　第六条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全市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市直有关单位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县级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安全生产责任

　　第七条　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责任：
　　（一）组织实施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制定安全生产规划，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证其实现；及时组织制定和发布有关安全生产规范性文件。
　　（二）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支持、督促各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及时予以协调、解决，督促有关部门认真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工作。
　　（三）每季度召开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工作会议，会议要作出决定，会议情况要有书面记录，并形成纪要，会议确定的各项防范措施，应明确由专人负责落实。
　　（四）建立健全本地区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工作机构，配备与之相适应的专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并保证其履行职能所必需的办公场地、工作经费、专用检查车辆及必要的仪器设备。
　　（五）建立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并列入财政预算。安全生产专项资金用于安全生产宣传教育、重大事件的调查和应急处理以及奖励对重大事故瞒报、重大事故隐患、重大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进行举报的个人和在推广先进安全技术、改善安全生产条件、防止生产安全事故、参加抢险救护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六）实行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制，明确各级领导和有关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与下级人民政府和本级政府部门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并组织考核、奖惩，对考核不合格的，实行一票否决制。
　　（七）组织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本地区容易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单位、场所和设备、设施进行严格管理和检查，依法关闭非法开采及其他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
　　（八）负责消除本地区威胁公共安全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督促落实隐患整改资金，对一时不能消除的重特大事故隐患，应采取严密的监控措施。
　　（九）制定本地区重特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报市人民政府备案。建立本地区应急救援体系，当本地区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时，应及时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并及时向市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组织善后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及时作出或督促作出对重特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人员的行政处分决定。
　　（十）确保本地区安全生产事故得到有效控制，安全生产形势和各项事故指标平稳。
　　（十一）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职责。
　　第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的行政首长是本地区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对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行政首长不在岗位时，由主持工作的副职领导人担负第一责任人的职责。
　　县级人民政府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负责人对安全生产负直接领导责任；分管其他方面工作的领导人，对其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负分管领导责任。
　　第九条　县级人民政府第一责任人的安全生产责任：
　　（一）将安全生产工作列入本级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工作会议，亲自或者委托分管领导人召集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参加，研究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及时解决安全生产中的重大问题。
　　（二）督促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支持解决所需经费和人员。
　　（三）将本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责任及时分解落实到有关单位和下级人民政府，定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职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四）组织本级人民政府有关单位对本地区容易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隐患进行查处；对发现的重特大安全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召集有关单位研究整治措施，制定应急处理预案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五）本地区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时，应立即赶赴现场指挥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并督促有关人员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时限上报。督促本级人民政府有关单位和下级人民政府落实上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对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处理批复意见。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应当履行的其他安全生产职责。
　　第十条　县级人民政府分管安全生产工作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责任：
　　（一）全面贯彻实施国家、省、市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二）受本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委托，主持召开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工作会议。
　　（三）研究、解决本地区安全生产的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
　　（四）督促有关单位对本地区容易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单位、设施和场所加强安全管理，做好重大危险源监控和安全检查工作，组织制定和落实重特大安全事故隐患的治理措施。
　　（五）本地区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时，立即赶赴现场组织抢救，采取措施，防止事故扩大，协调组织对事故进行调查，并按规定的时间和程序上报。
　　（六）主持本级安全生产委员会的工作，定期主持召开会议，听取有关单位工作汇报，全面研究安全生产工作。
　　（七）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应当履行的其他安全生产职责。

第三章　市直单位及其负责人安全生产责任

　　第十一条　市直单位共同的安全生产责任：
　　（一）贯彻执行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拟定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有关法规、规章和标准，制定本单位（本系统，下同）安全生产制度和工作规范，并监督检查实施。
　　（二）负责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部署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工作。
　　（三）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会议要作出决定，会议情况要有书面记录，并形成纪要，会议确定的各项措施，应明确由专人负责落实。
　　（四）每半年向市政府和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安委）报告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及时将安全生产中的重大问题报告市政府和市安委。
　　（五）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机构，明确职能，配齐人员，提供工作经费、技术装备等开展工作所必需的条件。
　　（六）组织、指导、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督促所属企事业单位不断改善安全生产条件，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劳动防护用品。
　　（七）在行政审批过程中，坚持“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涉及安全生产问题时，应征求相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意见。
　　对已取得行政审批的单位和个人，审批单位应加强监督管理；对未取得行政审批、擅自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应依法予以查处。
　　（八）实行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制，明确有关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与所属企事业单位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并组织考核、奖惩，对考核不合格的，实行一票否决制。
　　（九）所属企事业单位新、改、扩建工程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的安全生产设施按规定进行了“三同时”审查验收，特种设备按期检验、凭证运行，矿山、建筑施工企业和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企业进行了安全生产条件审查并取得相应证书。
　　（十）定期组织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认真排查事故隐患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处理，超出职责范围无法处理的，应及时报告上级相关部门或者市政府。
　　（十一）制定本单位的重特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经部门主要领导批准后报市政府和市安委备案。本单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时，应按规定立即报告，并及时派员赶赴现场，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
　　（十二）组织或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做好本单位安全生产事故的统计、分析工作，按时向市安委报送安全事故统计报表。
　　（十三）确保本单位安全生产事故得到有效控制，安全生产形势和各项事故指标平稳。
　　第十二条　市经委（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全生产责任：
　　（一）负责起草安全生产综合管理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拟定有关政策及安全生产规程和安全技术标准，协调、指导有关部门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制定工作。
　　（二）综合管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依法行使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权，指导、协调和监督有关部门承担的专项安全监察、监督工作。负责制定全市安全生产的目标，并组织检查、考核和奖励。
　　（三）负责全市安全生产伤亡事故统计工作，发布安全生产信息，组织、协调和参与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受市政府委托对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死亡事故进行批复，对重伤事故进行结案审查。
　　（四）指导、协调全市安全生产检测检验工作，按规定权限对从事安全检测检验、安全评价、安全培训、安全咨询服务的社会中介组织进行资格认可和监督检查。
　　（五）组织全市安全生产方面的宣传教育和本系统安全生产监察人员的培训、考核工作。指导、监督电工等特种作业人员的培训，并负责考核、发证工作。负责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资格考核工作。
　　（六）监督企业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情况，对企业安全生产条件、有关设备、材料及劳动防护用品进行监督管理。
　　（七）负责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以下简称“三同时”）的安全监督检查工作，监督检查企业职业危害的防治、重大危险源的监控和重大事故隐患的整改工作，组织对不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的查处工作，依法对危险化学品实施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安全生产责任：
　　（一）负责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二）统筹安排用于安全生产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利用外资计划。
　　（三）将安全生产和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列为新建、改建、扩建重大建设工程项目（设施）可行性研究、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的重要内容。
　　（四）对矿山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经营、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应要求相关单位分别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进行安全条件论证和安全评价。
　　第十四条　市教育局安全生产责任：
　　（一）负责教育系统及校办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确保教学场地和有关设施符合安全要求。
　　（二）督促学校加强对在校学生的安全教育，把安全教育纳入中小学校、大中专院校的教学计划，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和防范事故的能力。
　　（三）禁止学校以任何形式、任何名义组织学生从事接触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劳动或者其他危险性劳动。
　　（四）禁止学校将学校场地出租作为从事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场所。
　　第十五条　市科学技术局安全生产责任：
　　（一）优先安排安全生产的科学技术发展计划。
　　（二）支持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研究和安全生产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
　　第十六条　市建设委员会安全生产责任：
　　（一）负责建筑工程施工（本规定第３４条规定的除外）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监督管理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确保工程建设项目符合国家安全生产规定。
　　（二）把安全生产指标纳入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竣工验收、承包发包、工程预算结算内容。
　　（三）负责房屋建筑工地和市政工程工地用起重机械的安全监督管理。
　　（四）组织、参与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生产事故的调查处理，负责前述事故的统计上报工作。
　　第十七条　市公安局安全生产责任：
　　（一）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职责权限，负责道路交通、消防和爆炸物品、烟花爆竹、剧毒物品、放射性物品的安全监督管理。
　　（二）负责爆破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工作，负责民爆器材、剧毒物品和烟花爆竹的生产、储存、销售、运输、使用安全许可证发放，负责需用氯酸盐配制烟火文艺、体育、狩猎、外贸出口等特殊制品企业的批准。
　　（三）负责设置、管理城市道路交通标志、标线以及机动车安全检验和机动车辆驾驶员考核发证，按职责权限对机动车改装、改型、修理厂家实施监督，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依法处罚道路交通违章行为。
　　（四）进行消防监督检查，执行消防法律、法规、规范和标准，督促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贯彻执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监督管理城市公共消防设施，监督检查建设单位执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查处违反消防法律法规的行为。
　　（五）督促生产、销售、储存、运输、使用烟花爆竹的单位建立健全和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要限期整改或依法停业整顿直至吊销有关证照。
　　（六）负责道路交通、民用爆破物品、火灾事故的预防、抢救工作以及统计上报和调查处理工作，负责维护重特大事故的现场秩序。
　　（七）负责危险化学品的公共安全管理，对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实施监督，并负责前述事项的监督检查。
　　（八）依法对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生产安全事故和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逃匿的行为进行立案、侦查和处理。
　　第十八条　市财政局安全生产责任：
　　（一）负责编制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和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必需经费的财政预算，保证安全生产经费及时落实到位。
　　（二）会同劳动部门确定用于工伤预防宣传教育和安全生产奖励的经费。
　　第十九条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安全生产责任：
　　（一）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事故的防范、统计和调查工作，会同财政部门确定用于工伤预防宣传教育和安全生产奖励的经费，负责工伤认定、伤残鉴定、工伤赔付及其劳动争议的仲裁工作。
　　（二）做好女职工、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工作，监督用人单位遵守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和休息休假制度，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
　　（三）把安全教育纳入技工学校和再就业培训的教学计划，指导技工学校开展安全教育管理工作。
　　第二十条　市国土资源局安全生产责任：
　　（一）负责土地使用中的安全防范工作，在预审和报批建设用地过程中，充分考虑建设用地的地质条件，依法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
　　（二）负责矿产资源开采登记审批工作，依法查处非法开采和超深越界开采等违法行为，组织调处重大矿产权属纠纷。
　　第二十一条　市交通局安全生产责任：
　　（一）负责水上交通安全和职责范围内的公路运输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二）负责所属企事业单位的安全管理以及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资质的评审和认定工作。
　　（三）负责对危险化学品公路、水路运输单位及其运输工具进行安全管理，负责危险化学品公路、水路运输单位、驾驶人员、船员、装卸人员、押运人员的资质认定，并负责前述事项的监督检查。
　　（四）严格船舶登记和审验，严禁超载和违章驾驶；负责船舶驾驶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的培训、考核和发证工作。
　　（五）负责设立、完善和监督管理职责范围内的公路交通标志、标线和水上导航标志，负责危桥、危路的改造，维护航道、港口和通航桥梁水域安全，提高公路、航道等级和路面、航道质量。
　　（六）参与重大客运事故和危险货物运输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负责水上交通事故的调查处理和统计分析工作。
　　第二十二条　市水利局安全生产责任：
　　（一）负责河道、水库、大坝、堤防、水电站等水利设施安全监督管理，负责保障全市水利工程设施的安全运行。
　　（二）承担防汛抗旱指挥部具体工作，及时发布汛情。
　　第二十三条　市农业局安全生产责任：
　　（一）负责农业安全生产工作和农业机械（包括农用车、拖拉机等）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二）负责对生产、销售违禁高毒农药和剧毒急性杀鼠剂（杀虫脒、氟乙酰胺、ＤＤＴ、六六六、毒鼠强）等行为进行查处。
　　（三）负责农用车、拖拉机等农业机械的安全监理和认证管理，组织实施农业机械的安全技术检验和牌证管理，负责农机驾驶员等操作人员的培训、考核和发证工作。
　　（四）负责全市农用车、拖拉机等农业机械事故的统计分析和调查处理工作。
　　第二十四条　市林业局安全生产责任：
　　（一）负责森林防火和林业生产安全管理工作。
　　（二）按规定组织、参与森林火灾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第二十五条　市文化局安全生产责任：
　　（一）指导管理全市图书馆、影剧院、文化馆等社会文化事业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
　　（二）配合公安消防等部门做好文化市场、文化娱乐场所的安全管理，按规定审批、发放文化娱乐场所的经营许可证。
　　（三）负责考古和文物发掘安全生产管理。
　　第二十六条　市卫生局安全生产责任：
　　（一）负责对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的职业病防治设施的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监督用人单位对职业病危害作业场所进行整改。
　　（二）监督用人单位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和《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对违反职业病防治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用人单位依法进行查处。
　　（三）监督用人单位严格遵守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的有关规定和要求，防止职业中毒事故发生；负责危险化学品的毒性鉴定工作。
　　（四）组织、参与重大职业病危害事故和防射性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负责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重大职业中毒事故和危险化学品事故医疗救护组织工作，负责职业病的统计上报工作。
　　（五）监督和指导社会医疗机构的安全生产工作。
　　第二十七条　市城市管理局安全生产责任：
　　（一）负责市政道路和管理范围内的市政设施的使用安全。
　　（二）依法处理存在破损、陈旧等安全隐患的户外广告。
　　第二十八条　市规划管理局安全生产责任：
　　（一）负责做好城市规划管理中的安全防范工作和安全生产布局。
　　（二）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文件时，应充分考虑建设用地地质条件，在存在地质灾害隐患和灾害易发生地，要将防灾专项规划的内容作为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重要条件；在地质状况不明的地区进行建设或者对工程地质状况不清的建设项目，必须要求建设单位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对不符合地质灾害防治的有关规定或者标准的建设工程项目，不得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二十九条　市监察局安全生产责任：
　　（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规定，对区、县（市）人民政府和市政府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实施监察。
　　（二）受理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违反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行为的控告、检举。
　　（三）受理对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不服安全生产主管行政机关对其违反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行为给予行政处分决定的申诉。
　　（四）参与重特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调查处理，直接办理或监督落实事故结案批复中对有关责任人的行政处分。
　　第三十条　市环境保护局安全生产责任：
　　（一）负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预防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二）负责废弃危险化学品的监督管理，负责跨区域流域的有毒化学品事故现场的应急监测和处理，负责进口危险品的监督检查。
　　（三）负责生态破坏事件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和统计上报工作。
　　第三十一条　市体育局安全生产责任：
　　（一）负责各类体育学校、体育场馆等场所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二）负责市政府和本单位组织的体育活动的安全生产管理。
　　第三十二条　市乡镇企业局安全生产责任：
　　（一）指导全市乡镇企业的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工作。
　　（二）督促、指导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建立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按照有关法规对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的申报进行审核。
　　（三）参与乡镇企业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
　　第三十三条　市旅游局安全生产责任：
　　（一）负责旅游景区和市管旅游企事业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指导、督促旅游景区和旅游企事业单位制定旅游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二）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旅游企事业单位的安全检查，保障旅游设施符合国家规定的要求。
　　（三）按规定组织对特殊旅游项目的监督检查，制定和落实旅游安全保护方案和急救措施。
　　（四）参与重大旅游安全生产事故的救援和调查处理工作。
　　第三十四条　市房屋产权管理局安全生产责任：
　　（一）按市政府规定负责房屋拆除拆迁工程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建立危旧房监控、治理、改造计划档案，并组织实施危房改造工作。
　　（二）负责督促房屋所有权人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对房屋进行安全鉴定，并督促房屋所有权人按鉴定意见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进行修缮或者加固。
　　（三）监督管理市区房屋装饰装修工程的安全生产工作。
　　第三十五条　市广播电视局安全生产责任：
　　（一）积极开展安全生产的公益宣传教育活动，配合有关部门制定全市安全生产广播电视宣传、教育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
　　（二）对重大安全问题进行舆论监督。
　　第三十六条　市畜牧水产局安全生产责任：
　　预防、控制和扑灭重大动物疫病，防止动物传染病和人畜共患病的发生。
　　第三十七条　市供销合作总社安全生产责任：
　　（一）加强对经营农药、危险化学品等危险品供销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督促其依法取得有关部门颁发的安全许可证。
　　（二）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监督管理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第三十八条　长沙晚报社安全生产责任：
　　积极开展安全生产的公益宣传教育活动，对重大安全生产问题进行舆论监督。
　　第三十九条　市总工会安全生产责任：
　　（一）参加安全生产地方性法规、规章的制定，对伤亡事故的调查处理和对建设工程的劳动安全卫生“三同时”的审查验收工作。
　　（二）监督和协助有关部门宣传、执行劳动安全卫生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组织劳动者开展安全生产群众活动，开展群众性的安全检查和安全教育培训工作。
　　（三）指导企业工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对安全生产工作提出议案或建议，并督促整改；指导基层工会开展劳动安全卫生工作。
　　（四）对违反劳动纪律、法规规定，不为职工提供必要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应依法要求其采取措施予以改正，对拒不改正的，应提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依法作出处理。
　　第四十条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安全生产责任：
　　（一）审批申请设立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的涉及公共安全的企业，或者审批申请经营易燃、易爆、剧毒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物品的企业时，在上述申请人未依法取得有关部门的相关许可证或前置批准文件前，不得核准登记。
　　（二）依据有关职能部门的批准、许可文件，核发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工商营业执照，会同有关部门监督管理危险化学品的市场经营活动。
　　（三）配合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开展安全生产整顿工作，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认定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且吊销许可证和撤销批准文件的企业，由原登记机关责令变更经营范围或依法注销其营业执照，拒不办理的，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
　　（四）负责集贸市场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五）按照市政府规定，负责户外广告的有关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第四十一条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安全生产责任：
　　（一）负责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简称特种设备，下同）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二）严格按国家规定开展特种设备的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和在用特种设备定期检验，发放安全准用证（或安全检验合格标志）；负责发放有关特种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安装、检验、维修等许可证件。
　　（三）负责发放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容器的生产许可证，负责对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和产品质量实施监督。
　　（四）组织特种设备相关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并发放相关资质证件。
　　（五）按规定组织或参与特种设备安全生产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
　　第四十二条　市气象局安全生产责任：
　　（一）负责防雷减灾的组织管理工作。
　　（二）负责防雷装置的设计审核、施工监督、竣工验收。
　　（三）对从事防雷工作的机构进行资质管理，对从事防雷工作的技术人员进行资格管理。
　　（四）负责雷电灾害的调查、统计和鉴定工作。
　　第四十三条　市地震局安全生产责任：
　　（一）负责防震减灾工作的管理。
　　（二）负责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的确认。
　　（三）负责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
　　（四）负责对地震灾害的调查、评估。
　　第四十四条　市民政局、市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局、市商业贸易发展局、市粮食局、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市园林管理局和市各行业总公司、行业管理办公室应按本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共同安全生产责任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第四十五条　市直单位除履行第十一条至第四十三条规定的相应责任外，还应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其他安全生产责任。
　　第四十六条　市直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全面责任；第一责任人不在岗位时，由主持工作的副职领导人担负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市直单位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人，对安全生产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分管其他方面工作的领导人，对其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分管领导责任。
　　第四十七条　市直单位第一责任人和分管责任人的安全生产责任参照本规定的第九条、第十条执行。

第四章　考核与奖励

　　第四十八条　对县级人民政府和市直单位履行安全生产责任的情况按年度进行考核，具体考核细则由市安委负责制定。
　　第四十九条　在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中成绩突出的，由市人民政府授予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称号，年度考核为不合格的，给予通报批评并取消其当年目标管理评先资格。责任人未按本规定的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具
体工作，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依法追究责任。
　　第五十条　县级人民政府及市直单位安全生产责任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给予记功奖励：
　　（一）在紧急情况下，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或者避免重大、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免受或者减少损失的。
　　（二）在事故抢险、救灾过程中表现特别突出的。
　　第五十一条　按审批程序和权限批准的奖励，由授奖机关颁发奖励证书，并可按规定给予物质奖励，奖励经费由市财政列支。

第五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本规定自２００３年７月１日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