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陪审法对“审前偏见”的救济制度

王一怀
（广东惠州学院政治法律系讲师，法学硕士。电子信箱：yihwang@163.net）


摘要：加拿大的陪审制度属于英美式的陪审团制。为更好地实现审判公正的目标，加拿大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开始重视对“审前偏见”的救济。“审前偏见”被分为“利害偏见”、“特定偏见”、“一般偏见”和“顺应性偏见”等四种类型，并有“司法指导”、“绝对回避”、“有因回避”、“改变审判地点”和“法官独立审判”等救济方法。加拿大的经验对于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健词：加拿大法律，陪审制度，审前偏见，司法救济

一、引言

加拿大的法律制度起源于英国，并在英属殖民地时期开始实行英国的普通法，其中就包括陪审制度。1892年加拿大议会通过了《刑法典》，规定严重犯罪实行陪审审判。1982年的《加拿大宪法法案》的第一部分《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下简称《宪章》），特别规定了陪审权利：“除了依据军事法律应由军事法庭审判的案件以外，任何犯有应处五年监禁或更严重处罚的罪行的人，有权得到陪审审判。〔1〕”虽然《宪章》规定了陪审权，但陪审制度的具体规定主要体现于现行的加拿大《刑法典》以及判例法中。
加拿大的陪审制度属于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在许多重要方面吸收了英国和美国陪审制度的内容。但加拿大陪审制度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如：强调审判公正的价值，对“审前偏见（pretrial prejudice）”产生的各种因素实行控制；而且，相比于美国，对陪审团施加了更大的限制。这是因为，虽然加拿大在法律上假定陪审员会信守誓言，而且也规定了一些防止或减少大众媒体对陪审员“污染（tainted）”的措施，但司法实践仍然表明，被召集担任陪审员的外行人中间，有一些人在决定被告是有罪还是无罪方面，受到偏见的影响，不能做到公正。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一是法律规定的预防措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二是还存在着受大众媒体影响这一因素以外的其它潜在偏见。有鉴于此，加拿大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重视和强调对“审前偏见”的法律救济。

二、 “审前偏见”的分类

加拿大制定法对于“审前偏见”并没有作出规定。但判例法规定了对偏见的各种定义，其中最为普遍的是：“不能在女王与被告之间保持中立（being indifferent between the Queen and the accused）”〔2〕。在著名的R. v. Parks一案中，渥太华上诉法院的解释是：“偏见既有态度的也有行为的构成因素。它是指一个人具有特定的、事先形成的成见，并让这些成见影响其作出的裁决，尽管已存在防止依赖偏见的审判保障程序。一位带有偏见的陪审员，是指受偏见左右、并依据该偏见岐视诉讼一方当事人的人。〔3〕”理论上一般将偏见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4〕：
（一）“利害偏见（interest prejudice）”。有时也称“明示（manifest）”或“显而易见（obvious）” 的偏见。它是指陪审员对审判的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或者陪审员的到庭被一方当事人认为会产生不公正的后果。因此，如果陪审员与被告、被害人或证人之间有直接的家族、社会或经济关系，或受到审判结果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则构成“利害偏见”。有利害关系的偏见可以根据陪审员与审判的关系来推断确定，而不必对该陪审员的态度进行具体的评价。
（二）“特定偏见（specific prejudice）”。当陪审员对于审理中的具体案件的态度或信念，有可能妨碍他以公正的态度作出有罪或无罪的裁决时，即属于“特定偏见”。这种态度或信念源自于他本人对案件的了解、大众媒体的宣传，或者社区成员之间对案件的非正式讨论或谣传。
（三）“一般偏见”或“普通偏见”（generic or general prejudice）。这种偏见是指：由于陪审员对被告、受害人/原告或犯罪行为本身，事先存在一定的信念或固定看法，而对案件或案件参与人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态度或信念，这种态度或信念有可能使案件得到不公正的裁决。与“特定偏见”不同，陪审员对案件或案件参与人的特定身份的了解是非实质性的；陪审员对当事人或犯罪本身特点的看法，导致其将案件归入一种具体类型之中，从而使陪审员有可能在确定有罪方面减轻控诉方的举证责任，或用带有偏见的方式来评价证据。种族或民族偏见是一般偏见中最为古老的、广受人知的形式之一。这种偏见是依据一个人的群体成员的身份来对其作出判断的，而不是依照所审理的案件中的证据所证明出来的具体事实。有研究结果表明，以儿童性侵害为由的指控，往往使一些人作出被告很可能是有罪的推断。一般偏见并不仅仅是痛恨犯罪本身，而是无能力依据审判证据来公正地决定是否有罪。
（四）“顺从性偏见（conformity prejudice）”。当陪审员认为某一特定案件的结果与某社区之间存在强烈的利益关系，而陪审员受此认识的影响，依该社区的情感而不是依照个人对案件证据的公正评价来作出裁决，即属于“顺从性偏见”。
在普通法国家的陪审制度中，一般都承认“利害偏见”、“特定偏见”和“顺从性偏见”，但只有少数将“一般偏见”列为偏见的一种形式〔5〕。在中世纪末期，英格兰法律承认“一般偏见”，其陪审法规定了一种涉及外国人刑事案件的陪审团（de medietate linguae），由六名与犯罪人相同国籍的外国人和六名英国人组成。美国的判例法和实践承认种族和其它的一般偏见。加拿大最高法院在R. v. Williams一案中就认可了以上所有四种偏见，但没有对一般偏见的界限与范围作出确定〔6〕。

三、“审前偏见”的救济

加拿大《刑法典》和判例法对于上述各种“审前偏见”规定了一些程序救济方法。除了“中止诉讼程序〔7〕”的方式之外，还有“司法指导”、“绝对回避”、“有因回避”、“改变审判地点”，以及“法官独立审理”等。
（一）“司法指导（judicial instruction）”。在英美法的陪审制度中，由法官对由外行人组成的陪审团进行司法指导，是陪审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加拿大法院对于在案件审理中，由法官对陪审员进行公平、公正的司法指导的重要性，一直抱有强烈的信念。这种信念在R. v. Gorbett一案表现得更为强烈。该案件涉及到对被告先前的有罪认定可否作为证据引用的问题。法官拒绝接受陪审员已受到犯罪记录影响的调查结果，坚称：由审判法官对陪审员进行严格的司法指导，能够使陪审员依照法律履行职责〔8〕。
（二）“绝对回避（peremptory challenges）”和“靠边站（stand-asides）”程序。绝对回避是普通法的传统，至今仍然是加拿大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9〕。绝对回避是当事人可以不提出任何理由，要求一定人数的陪审员回避的一项程序权利。在涉及叛国罪或谋杀罪的案件中，控诉方和被告方均有权二十次要求陪审员绝对回避，而在被告可能判处五年以上刑罚的案件中，双方各有十二次，其它案件为每方有四次。绝对回避向被告提供了一种审判公平的感觉，使其能够将个人感觉不佳的陪审员予以排除，而不论其对该陪审员的印象背后的原因为何。此外，在一些情况下，当事人如果对陪审员的公正存有怀疑，而没有充分的理由提出有因回避，绝对回避的机制就可以弥补这种缺陷。
一九九二年以前，加拿大的控诉机关有权不申明理由要求多达四十八名的陪审员“靠边站” 。这种“靠边站”程序来自英国的1892年刑法典。起初，靠边站的人数是不受限制的，但一九一七年时，将人数限制为四十八人。加拿大“靠边站”程序的原理与英国相同，即允许控诉方排除其认为不合适的或对控诉方有敌意的陪审员。但在一九九二年的R. v. Bain一案中，加拿大最高法院认为，“靠边站”程序违反了《宪章》，因为“一个具有理性的人会认为这一程序赋予控诉方以优越于被告方的不公平地位”〔10〕。最后，议会修改了《刑法典》，废除了“靠边站”程序，但同时规定控诉方有与被告相同的要求陪审员绝对回避的权利。
（三）“有因回避（challenges for cause）”。加拿大法官无权以存有偏见为理由解除陪审员的职责。如果法官在公开的庭审中裁定，陪审员在待审的案件中有个人利益，与案件的法官或任何一方当事人或证人有个人关系，或个人生活困苦或有残疾，可以免除其职责〔11〕。但《刑法典》规定，对于以公正为由的要求陪审员“有因回避”的，应由两名外行人担任测验者（trier）来决定，其程序是：随机选取两名外行人（候选陪审员）组成小陪审团，由其对被要求回避的陪审员是否公正作出裁决。当一位公正的陪审员被选出后，该陪审员就成为下一位陪审员的测试者，新选出的陪审员接着便替代原来的测试者，一直至十二位陪审员全部选出〔12〕。
法官在是否同意回避以及决定向陪审员提问的问题方面起关健作用。由于法律假定陪审员是公正的，因此排除这一假定的举证责任便落在请求回避的当事人身上。实践中，这一举证责任几乎总是由被告方承担。但证明标准较低，即：只需要证明“事实的外观(air of reality)”或“现实的可能（realistic potential）”〔13〕。提出的证据可以是报纸上的文章、了解社区情况的人所作的证词，以及社会科学家发表的专家意见，有时候还可以是为了案件的目的而进行的公众意见调查。
法官有责任对向陪审员提问的问题的形式进行严格的控制。在R. v. Hubbert一案中，法官特别强调指出，“有因回避的目的，并不是为查明被召集到庭的陪审员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如他的人格、信仰、成见，喜好等。〔14〕”典型的做法是，向陪审员提问的问题有数量的限制，一般为一至二个问题，而且要求只作出“是”或“不是”的回答。提问的问题要事先用书面写出来并交由法官批准。问题必须直接针对陪审员的心理状态提出，并由要求回避的一方当事人的律师进行提问。例如，陪审员可能会被问到：
“正如法官将会告诉你的，在决定公诉人对被告的指控是否得到事实支持时，陪审员必须不带偏见、成见或偏爱地对证人的证据作出判断：
（1）你不带偏见、成见或偏爱地判断证据的能力，是否会由于本案涉及到可卡因和其它毒品犯罪而受到影响？
（2）你不带偏见、成见或偏爱地判断本案证据的能力，是否会由于本案被告是一名牙买加移民而死者是一位白人而受到影响？〔15〕”
一般情况下，法官不允许对陪审员答案背后的推理作进一步的探究。测试者根据陪审员作出的“是”或“不是”答案来确定陪审员能否公平和公正。
如果案件涉及审前宣传，法官可以允许提出额外的问题。如在R. v. Lesso一案中，法官允许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与他人讨论过这个案件吗？如果答案是‘是’，你对于被告有罪或无罪的问题发表过意见吗？如果答案为‘不是’，你对被告有罪或无罪有了观点吗？如有，你的观点是什么？〔16〕”
在加拿大，有因回避的争论主要是涉及“一般偏见”。自上世纪七十年来以来，有些地方的法官已经认识到种族偏见的存在并允许就此提出有因回避。在R. v. Parks一案中，渥太华上诉法院就认为，涉及毒品交易、犯有二级谋杀罪的黑人被告应该有权以陪审员不公正为理由申请其回避，而不必证明存在实际的偏见〔17〕。但在涉及加拿大土著人（印第安人）抢劫案的R. v. Williams一案中，法院驳回被告的申请，认为尽管广泛存在着对土著居民的偏见，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这种偏见与本案陪审员公正地裁决的能力之间存在联系，而且，陪审员在法官的适当指导下可以做到公正〔18〕。
（四）“改变审判地点（changes of venue）”。普通法的基本规则是审判应在犯罪的发生地进行，加拿大至今仍遵循这一原则。但加拿大《刑法典》规定，如果为了实现司法目的的便利，被告或控诉方可以申请改变审判地点〔19〕。这一条规定是为了便利于当事人或其它事项，包括社区中的主要人群受到偏见的“污染”、公正审判无法进行的情况。其标准是，有情况表明存在“不公正或成见的合理可能性”〔20〕。多数人倾向于认为，改变审判地点是一种比有因回避更为严格的而且也是最后的救济方法。
改变审判地点申请人的举证责任本质上与有因回避相类似，可以是书面证据，口头证据，或专家证言。在一些案件中，专家证言的根据是在相关社区或可比性的社区里进行的公众意见调查。
（五）“法官独立审判（trial by jury alone）”。根据加拿大《刑法典》规定，某些犯罪（如谋杀）的被告必须由法官和陪审团共同审判。但《刑法典》也规定，如果被告方和控诉方一致同意，也可以改为由法官独立审判〔21〕。在R. v. McGregor一案中，被告被控在渥太华议会大厦附近的街上谋杀其妻，而谋杀行为刚好发生在蒙特利尔市一宗集体杀害数名女大学生的凶杀案一周年的时候。新闻媒体对此作了大量报道并将其与“蒙特利尔屠杀案”联系起来。被告方辨称无罪，并希望由法官独立审判。控诉方不同意，认为改变审判地点才是合适的救济方法。被告提供了两位专家的调查数据，表明社区中不但存在极大的偏见，而且还有实质性的一般和特定证据，证明无法公正对待被告。根据加拿大《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被告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应给予法律上的救济。因此，法院批准由法官独立审理该案〔22〕。

四、结论

加拿大陪审法对“审前偏见”的救济制度，是加拿大陪审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份。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作出如下结论：
首先，它是与加拿大的陪审制度所追求的价值密切相关的。如前所述，加拿大的陪审制度是英美式的陪审团制。但有加拿大学者指出，“加拿大法官己经常常表示出拒绝美国式的做法，而且在最近的过去里，倾向于主要地从英国的判例法中寻求指导。〔23〕”而一般认为，美国的陪审制度，新闻自由的价值优先于审判公正的价值；英国的陪审制度，审判公正价值优先于新闻自由的价值〔24〕。因此，加拿大这种做法可以认为是对陪审制度中的审判公正价值的追求和侧重。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辛普森案（Simpson case）”，预审和整个审判过程由电视转播，审判期间媒体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但在加拿大，对于同样引起公众关注的“本那多案（R. v. Bernardo）”，媒体对案件审判过程的报道受到了限制，以防止陪审员受到舆论和其它来源的偏见的“污染”。所以，审前偏见救济制度，是与加拿大防止陪审员在审判前受到新闻媒体和其它来源偏见的“污染”、重视审判公正价值的努力一脉相承。
其次，加拿大对审前偏见的程序救济主要是在判例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陪审制度主要依赖于制定法的规定，但关于审前偏见的规则主要是在司法判例中产生。例如，由公诉人对陪审员行使的“靠边站”回避程序，先是由最高法院认定为违宪后，才由议会在修改刑法典时予以废除，代之以与被告拥有相同次数的绝对回避请求权。有关对审前偏见的其它规定，也大多在判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如一般偏见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但后来由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加以承认。此外，与判例法依据社会发展情况而发展变化的特点相适应，有关审前偏见救济的规则也是处于不停的发展变化之中。例如，“有因回避是一种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之中的程序救济方法”〔25〕。加拿大法官认为，“加拿大的社会情况在变化之中，因此应该有相应的法律救济程序来促进公平审判的法律目标的实现并培育社会大众对公正的信念〔26〕”。由此可见，加拿大陪审制度的有关规则，既是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也是通过判例发展和完善起来。
再次，加拿大陪审法对“审前偏见”的救济，体现了对公正审判价值的重视，也是判例法对陪审制度的完善，其经验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目前，我国正在讨论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问题，尽管人民陪审制与加拿大的陪审团制很不相同，但陪审制作为人类社会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文明，其合理的成分仍具有为我们借鉴、吸收的价值。因此，加拿大的审前偏见救济制度中的合理内容，完全可以在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中予以借鉴和吸收。

注释：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若干补充规定

（１９８８年３月２３日）

为实施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适应大进大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要，
在继续执行国务院关于加快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鼓励外商投资、发展来料加工
装配以及沿海开放地区各项政策规定的基础上，对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
开放区等沿海地区的有关政策，作如下补充规定：
一、扩大沿海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审批权限
在沿海地区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凡属符合国家指导吸
收外商投资方向规定的生产性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条件以及外汇收支不需要国家
综合平衡，产品出口不涉及配额、许可证的，天津、上海、广东、福建、海南和北
京仍按原规定，投资总额在三千万美元以下的项目由省（市）自行审批；辽宁、河
北、山东、江苏、浙江和广西的自行审批权限，由原规定的投资总额五百万美元以
下或一千万美元以下，扩大到投资总额在三千万美元以下的项目；经济特区的审批
权限由原规定的轻工业三千万元、重工业五千万元以下，扩大到投资总额在三千万
美元以下的项目。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辖市、县的审批权限，由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上述权限范围内自行规定。地方审批的项目应报国家计委和
经贸部备案。
在沿海地区举办外资企业，除国发＜１９８５＞９０号文件规定的统一归口的
项目外，也按上列审批权限办理。
二、鼓励采用中外合资、合作方式加快老企业技术改造
沿海地区的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以现有的场地、厂房、设备、工业产权
和企业自有资金等作为出资，也可以将国家安排用于企业业技术改造的资金（包括
外汇和人民币）作为出资，采取与外商合资经营方式进行技术改造，引进先进技术，
发展出口产品或替代进口产品。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也可以采取与外商合作经营
的方式进行技术改造；也可以将多余的场地、厂房、设备出租给外商投资企业。
　　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变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或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后，对企业
多余的职工应按照有关劳动法规合理安排，也可以保持原企业的法人地位，用从合
营企业分得的利润或获得的租金，发展其他生产经营，安置多余的劳动力。
　三、下放外贸企业审批权
　　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对外经贸部门可以批准成立经营本省、自
治区、直辖市进出口外贸企业，并授予其外贸经营权；可以批准有条件承包出口任
务的企业或集团经营本企业所需的设备、原材料、零部件等进口和产品、技术出口
业务，并授予其外贸经营权；在征求驻外使馆意见后，可以批准在国外（不含港澳
地区、未建交国家和苏联、东欧国家）设立企业或企业分支机构以及在国外举办洽
谈会、展销会等经贸活动。对外经济贸易部应制定有关的审批管理办法。
　四、改进进料加工出口的原材料管理
　　沿海地区企业为发展进料加工出口，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等，包括属于国家
限制进口产品的成套散件，由省辖市一级政府的对外经贸主管部门审批，海关凭批
准文件和合同验放。其中属于国家实行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免领进口许可证；属于
国家规定统一代理订货的九种进口商品，各地在订货时，应与负责统一的进出口总
公司协调价格。
　　进料加工出口企业，可以在互利的原则下，与原料产地建立各种形式的协作关
系；也可以用外汇，按不高于出口离岸价，购买外贸公司准备出口的原材料或初级
产品，进行深加工后出口。
　五、改进和完善对进料加工出口的海关监管
　　沿海地区企业进料加工出口所用的原材料、零部件等，按实际加工出口的数量
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的产品税或增值税。加工的产品出口，免征出口关税。
　　海关对沿海地区发展进料加工出口区别不同情况进行有效监管。大力推行保税
工厂管理办法，在进料加工出口业务集中的市、县，可以设立保税仓库。对不具备
保税监管条件的进料加工，仍实行按一定比例作为不能出口部分予以征税，事后按
实核销的办法。
　　要坚决防止“大进小出”或“只进不出”。为进料加工出口而进口的原材料、
零部件等，都应加工出口。海关应完善核销制度，简化手续。因故必须转为内销的，
需经批准进口的主管部门核准和海关许可，并补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产品税或
增值税。属于国家限制出口或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的产品，须按国家有关规定补办
进口批件或进口许可证，照章补税后方准内销。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副次品、边角余
料允许内销，由海关合理估价补税。
　六、合理安排外汇周转资金
　　沿海地区发展出口所需增加的外汇周转资金，主要从地方和企业的留成外汇中
筹措，中国银行和其他经营外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应适当增加沿海地区的外汇贷款指
标。
　　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发展出口所需的外汇周转资金确有不足又有偿还能
力的，可报请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家下达的对外借款指标外，核定一个短期借款（
一年内的商业借款）的额度。在此额度内借款，不再逐笔报中国人民银行审批，并
可在偿还后根据需要再借，实行余额外债管理。
　七、收汇实行先还贷后分成
　　利用国内外汇贷款开发的项目，新增加的出口收汇或替代进口收汇，可以先还
贷，后分成。
　八、进一步搞活外汇调剂
　　沿海地区可以有开放的省辖市设立外汇调剂中心。各类留成外汇、外商投资企
业的外汇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准许调剂的其他外汇，都可以通过外汇调剂中心相互
调剂。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可以互相协商调剂外汇，也可以通过全国外汇调剂
中心调剂。调剂价格可以根据外汇的供求状况浮动，必要时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规定
最高限价。
　九、建立出口风险基金
　　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组织出口企业试办出口风险基金，
对由于国际市场变化而造成经营困难的企业进行帮助。基金可按企业的出口收购
额或出口收益的一定比例在一定年限提取，周转使用。具体提取办法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报经贸部、财政部备案。
　十、为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运输保障
　　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经济特区可以采取集资、联营、自营等方式，建立
或扩大船队，发展近远洋运输，发展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
　　船舶运输、港口装卸和船运、货运代理网点的设置，要适应运输和方便用户的
需要，在加强管理、统一对外的前提下，允许多家经营和互相兼营，并按同等条件
优先的原则，多用国轮运输。
　十一、简化国内外商务人员出入境手续
　　沿海地区有对外经营权的外贸企业、大中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和加工出口企业、
劳务承包工程企业的人员，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人员，因业务洽谈、采购、推
销、售后服务等商务活动出国，由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授权省辖市一
级人民政府和经济特区的人民政府（管理委员会）负责审批，政治审查也由同级政
府的人事部门负责办理。一年内再次出国，授权企业自行审批，不再进行政审，不
再填写《再次出国人员审查表》。
　　凡邀请与我国有外交关系或官方贸易往来关系的国家（地区）的非官人员来华
进行经济贸易或科技交流活动，均授权沿海地区的省辖市一级人民政府自行审批。
　十二、组织科技力量为发展外向型经济服务
　　沿海地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发挥沿海地区科技水来较高的
优势，推动科技与经济密切结合。鼓励、组织科技人员中小企业服务，到乡镇企业
服务，也可以租赁、承包经营乡镇企业。支持和允许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创办科技
企业和自有的专利技术、科研成果、技术诀窍等工业产权、知识产权入股经营，发
展科研生产联合体，开发出口产品和创汇农业。
　十三、注重勤俭节约，讲求经济效益
　　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要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潜力，充分利用现有
场地、厂房、设备、搞加工，搞组装，搞出口。一般暂不搞新的工业区或出口加工
区。有些地方结合城市建设规划、乡镇建设规划，开发工业小区的，要适当控制规
模，量力而行，所需的资金由地方政府自筹。
　十四、本规定自下达之日起执行。